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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尚思的师道

1998-02-25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朱健国 我有话说

若选当今中国古书的博学之人,首推何人?有人说唯“北钱南蔡”而已。“北钱”即北京之钱钟书先生,“南蔡”便是上海的蔡尚思先生。

早在1936年,其时蔡尚思不过31岁,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便撰文称蔡尚思博学得“读别集至三千种,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,自三代载籍,先秦诸子,以逮近今,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,取其讹误而匡订之,取其罅隙而补苴之,取其蕴蓄而启发之,取其束缚而解放之,取其蝥蠹而掊击以歼覆之。”进而盛赞蔡尚思:“益信君于学盖无所不窥,故能语无泛没,悉有分寸,汰其成见,避厥笼统,既町畦广辟,亦丁豆弗辞,确乎苦心孤诣,戛然独造。”(《中国思想研究法》序)尔来62年过去,如今蔡尚思先生已然93岁高龄,依然常去上海图书馆整日读书。所读中国古书不知又多达几何,无怪乎人们欲知中国书必读之目,多请蔡公开单,流传全国的“中国书必读四十种”,就是蔡公八十年代初应出版部门开具的,至今不见人另有新单。蔡尚思先生系列力著《中国思想研究法》、《中国历史新研究法》、《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》、《中国文化史要论》、《孔子思想体系》、《王船山思想体系》、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论》、《中国礼教思想史》、《周易思想要论》等,便是饱读、遍读、屡读中国古书的结晶。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家、文化史家,蔡尚思先生的思想也许并非至今先进、正确,但是,作为中国古书论文集的阅读状元,恐怕争议不多。

蔡尚思先生能有如此博古,除了他有百岁之寿福,一个重要奥妙就是他有独特的求师之道。

1997年岁末,我在当面向蔡尚思先生请益了十来天之后,似乎大体窥见了他的幽幽师道。

“韩文”是启蒙师

1905年11月10日子夜,蔡尚思生于福建泉州德化县浔中乡诗敦村一个农家。因为父亲曾为私塾教师,蔡尚思七岁便开始读五经,尔后上县立小学、上县立中学、上省立十二中学。

在省立十二中,蔡尚思遇到使他豁然顿悟的一个人:韩愈。韩愈早死千年,他何曾相遇?从《韩昌黎全集》中相遇。其时校长名郑翘松,是个前清举人,既会做诗,又是一个藏书家。蔡尚思便经常向他借书。这位抽鸦片的举人校长,不以蔡尚思又穷又小而小视,倒是热情慷慨地指点蔡尚思,要想文章好,天天读韩文———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之文。蔡尚思在校长家里果然读得韩文上瘾,终于省吃俭用挤出一点钱,向上海文瑞楼书局邮购了一部有500家注释的《韩昌黎全集》,日读夜诵,春习冬练,终于把个韩文读得滚瓜烂熟,且自读自批注,师友皆称其“文有韩风”。

不过,读韩文最大的收获,是蔡尚思突然明白了:小水出小鱼,大水出大鱼。要求大学问,成大学者,必须到大学者云集的北京去!

不管父亲逼婚,不管家贫如洗,1925年,蔡尚思只身到北京求学了!

勇拜王国维、梁启超为师

1925年,蔡尚思到北京,本想投考清华国学院,只因路途遇匪仗,耽误了考期,只好一面去北大自由听课,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。最后再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。在北京三年,蔡尚思的主要功夫用在向校外的王国维、梁启超等大师拜师求教。

秋日的一天,蔡尚思从城里骑着一头毛驴来到清华园,想拜梁启超为师。有人让他先去找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。吴宓待人很客气,说,梁先生还没有到校来。王国维先生也是大学问家,可以先拜王先生为师。虽然在家乡时,蔡尚思只知梁启超,但进了北京,也就知道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、《人间词话》也不得了。吴宓见蔡尚思有些胆怯,便笑道,不用怕,我带你去。吴宓中等个,一袭长褂,既斯文,又漂亮。带着蔡尚思走出办公室不远,就到了王国维家里。王国维留着辫子,戴着瓜皮帽,讲着浙江话,让座,倒茶,客气得很。蔡尚思便大着胆子说:“不能在学校里上王先生的课,我很遗憾。但我想学一点东西,成为一个优秀的人,我还是要拜您做老师。”王国维谦虚了一番,便说,尔若要来问什么东西,吾一定尽力。终于答应收蔡尚思为弟子。

回城后,蔡尚思便给王国维先生写信。那信一派“韩风”:“久闻斗山,时深景仰,虽未受业门下,每读所著书,辄想见其为人。窃观当今之为士者,非随波逐流,则逃入绝世;否则,喜新好奇,竟尚欧化,至于国粹,毫无顾及,以致先哲之书,束阁不讲,而有志之士,欲得一良师,以成其果,迄不可得。幸天不欲绝我中国之教育,独生三数热心兴学之善士,为国家社会之导师,使学子得以完善其学业。而免向隅之叹。噫,何其幸也!……”

王国维回信,问想学什么。蔡尚思回说,想学王先生的治经。王国维便指点:尔若研究经学,高邮二王最好,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治经学最精彩,其音韵训诂著作《经传释词》,《经义述闻》、《广雅疏之正》、《古韵谱》最具真才。或者你研究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也好。王国维最后勉励道:“尔年少力富,来日方长,固不可自馁,亦不可自限。”蔡尚思学问从此进入一个新天地。

到了十一月,蔡尚思又到清华园。这时梁启超已来校了,到处演讲,忙得不得了。而王国维依旧在坐他的“冷板凳”,且以坐冷板凳为专长。蔡尚思徘徊好久,没敢直见,便回到京城永春会馆给梁任公写信,信的大体还是如给王国维的信那样,一派韩文之风,另附一稿论孔、老、墨的《自家思想》。信发出后,蔡尚思又后悔了,心想,梁启超比王国维名声更大,可以做王国维学生,却不一定可做梁任公弟子,如弄得梁先生当笑话讲,可就糟了。不料,两天后,梁任公回信了,云:“大稿留读,具见真思,更加覃究,当可成一家之言。”这四句话让蔡尚思雄心顿起,立志主攻中国思想史,学墨子的“先述后做”,成一家之言。

拜了王、梁为师后,蔡尚思进入了“拜师热”,又拜北师大名学者陈垣为师,又到天津拜梅光羲为师,又拜蔡元培、柳诒征为师……蔡尚思1993年在《蔡尚思自传》(巴蜀书社1993年版)总结道:“王国维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自馁、自限;梁启超鼓励我成一家之言研究思想史,陈垣教我言必有据,戒用浮词;梅光羲最鼓励我治佛学;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;柳诒征给我多读书多搜集资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,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,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,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。”(P15)而今,蔡尚思复旦宿舍客厅里,便高挂一幅由顾廷龙书写的条幅,上书王国维、梁启超、柳诒征、顾颉刚四人对蔡尚思的勉励之词。

思想来自“非老师”

蔡尚思近来自述:“与其夸称我为‘思想史家’、‘哲学史家’,倒不如夸称我为‘思想家’、‘哲学家’。”他认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思想家。

那么,他融贯在其著作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?

《蔡尚思自传》中说,“唯民思想”是他思想与哲学的核心。他甘当一个唯民思想家。

“唯民思想即为民思想———唯有人民是至高无上的。我的唯民思想,主要有四点,第一,一切鬼神都是人造出来的,所以最灵的是人而不是鬼神。以此而论,人民才是真正而又必须尊重的上帝、天神。第二,在人当中,一切‘圣人’与‘皇上’(或相当于皇上者)都是必须以人民为前提的,没有人民也就不会有‘圣人’与‘皇上’,人民实是圣人的太上圣人,‘皇上’有太上皇上。第三,在人民当中,活人民是重于死圣人的,所以古来一直说民生而不说民死,说生民不说死民。”

蔡尚思这些思想显然是反尊孔反尊儒的,从何而来?他说:“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友好,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,尤其是陈焕章的极端尊孔复古,已经成为反面教员,但对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,也有好处,如果没有他的主张对孔子必须‘先信后学’,就不会引起我主张对一切都要‘先学后信’的反驳。即若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垣等,我跟他们学习的只是学问,而不是思想。我要学习的思想倒在非老师中”。(《蔡尚思自传》P16)

蔡尚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求师之道:学问从老师中来,而思想则要从非老师来。

哪些人是他的非老师呢?第一个是他的母亲郭有,一个一字不识的农家女人,一个常被丈夫毒打,生儿育女十多胎,41岁就因小产而死的苦难女人。

蔡尚思说:“我为什么会有此种思想(唯民思想)?这是在我十多岁时,母亲郭有就教导我,千言万语都没有‘为老百姓而读书’,‘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’这两句话重要,只要不曾忘记这两句话,就算得一个不忘本的好人了。你一辈子无论想什么,都应该围绕这点。我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,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。”

第二个非老师可以算是墨子。

蔡尚思认为,“在封建社会中敢于为百姓鸣不平的,多是墨家,而很少是儒家、法家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,优点最多的是墨家。反对宗法,反对宿命,反对述而不作,反对知而不行,在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,只有墨家最持这种观点。我敢肯定墨子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思想史上最有价值,而比较接近今后社会时代的一个大哲。我所搜集的墨家史料,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前人的。”(P118)

蔡尚思什么时候开始以墨子思想为师呢?大约起于1925年在北京求学,写《自家思想》评说孔老墨三家之时。

第三个非老师要算是“唯物论”。

1931年至1934年,蔡尚思经蔡元培介绍,到武昌华中大学教中国通史、中国政治思想史、墨子研究等。这一时期他经常秘密在汉口采购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书刊,通读了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、《费尔巴哈论纲》、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及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、《自然辩证法》、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等等。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下,这一读就读到了思想方法,从此蔡尚思的一切著作,其方法只有一个,皆是“唯物辩证法”,六十年来始终不变。这使他的著述在五十年代之前,是新潮先锋,在六、七十年代成为护身符,而八十年代后,则使一些现代学人觉得单薄、偏颇、守旧,以致暮年著述总走不出二千来册的发行圈子。

第四个非老师当是图书馆。

自从1924年在郑翘松家的藏书室爱上了韩文后,蔡尚思就开始意识到死老师(图书)胜过活老师,每到一地,必以泡图书馆为乐。1925年到北京,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是其整天常待之地。1931年到武汉,又以湖北省立图书馆和汉口藏书家徐恕家为业余读书处。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,更是入住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住读了整整一年,白天在书库读书,晚上向柳诒征馆长请益,遍读中国古代集部史书,从此奠定了治中国思想史、哲学史、文化史、历史的深厚基础。1935年9月至1941年到沪上后,又在顾廷龙主持的沪江大学图书馆、合众图书馆常年借读,从此年年不离图书馆,以图书馆为“太上研究院”,为终生最高学府。1990年,为了编著《周易思想要论》,蔡尚思仍以85岁高龄每天挤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,早出晚归,坚持数月。在中国,这样勤于请图书馆当老师者,恐怕也是无人出其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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